洞经音乐，是广泛流传于云南民间的一个音乐品种，历史悠久，深受云南各民族广大群众所钟爱，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云南卷》收编范围；1984年收入《中国音乐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近40年来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迄今为止，有关研究文章不下500篇，各种观点令人目不暇接，莫衷一是。为此，记者采访了对洞经音乐研究已有57年的吴学源，他曾担任《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云南卷》主编，是我省资深的音乐学家现为中国传统音乐学会顾问（曾任副会长）、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让民族音乐学家吴学源带您一起领略古老洞经音乐。

　　民族时报：请问洞经音乐的文化内涵主要有哪些？

　　吴学源：洞经音乐作为一种音乐文化现象，其中的主体是音乐中的曲调，其次是乐队组织、乐器组合、演唱演奏人员、音乐理论、音乐曲谱、音乐思想等；文化内涵还包括了作为“歌词”的经书，表演过程中的“仪式”。

　　民族时报：能否请您简要解释一下？

　　吴学源：洞经音乐中的曲调有“经曲”和“曲牌”两大类，“经曲”就是唱诵经文的曲调，根据词格有四言句、五言句、七言句、长短句等不同唱调；“曲牌”是纯器乐演奏的曲调，有细乐（丝竹乐）曲牌、大乐（唢呐主奏）曲牌，以及锣鼓经（打击乐）曲牌三种；经对各地不完全统计，曲目达2000余首之多，含同曲同名、同曲异名、同名异曲三种情况。

　　音乐唱、奏人员有：经生八人，主要是诵唱经文兼奏打击乐器，称为“上八座”，其中的“首座”就是经坛上的音乐总指挥；乐生人数不定，即演奏吹、拉、弹各种乐器的演奏人员。洞经乐队使用的乐器很多，基本上是吹、拉、弹、打四大类，各地因地制宜，大同小异；总计大约有50多种，在全国地方音乐品种中，使用乐器之丰富，可名列前茅；其实欧洲管弦乐队也只使用了20多种乐器。

　　再把作为“歌词”的经书介绍一下。洞经音乐诵唱的经书，从康熙后期开始，打破了单一的“文昌经”羁绊，逐步形成为一套完整的经书体系，文人们编纂经书秉持的是“以儒为主，兼容佛道”的三教合一理念，大概可以分为文昌经（文经）、关帝经（武经）、儒家名称经、道家名称经、佛家名称经、零杂经几类。文昌经在雍正年间增加了《文昌大洞谈经》，民间称“二十四章经”；嘉庆年间昆明文人司昭编纂的《文昌大洞仙经阐微》（民间称为“新经”）等。关帝经是为了顺应科举开文、武两科考试而出现的，计有《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桃园明圣真经》等；在有的地方，还有纯属于武生组织的“武洞经会”。儒家名称经有《至圣兴儒盛世真经》，又称为“孔子谈经”，以及《孔子孝经》等。道家名称经有《玉皇经阐微》（司昭编纂）、《玉枢经阐微》（司昭编纂）、《灵真演说报恩真经》（文人张云龙编纂）、以及《三官经》、《三元忏》、《斗经》、《斗姆璇玑七情宝忏》等。佛家名称经有《大洞观音度人圣经阐微》（五卷）、《观音大洞谈经》（根据善书《香山传》改编）、《十王经》等。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经卷，基本上都是云南文人根据道教和佛教的经典再编纂，严格说来不是道教、佛教的正宗经典。有人认为是冒名的伪经，但道教界人士普遍认同其就是道家的经书。这些经书主旨是引导人们要做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八德，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其中也兼容了佛教的因果报应、道教的积德累善等宗教思想，总的来说倡导的是儒家的礼乐之教，具有明清时期鲜明的道德教化“善书”性质，可以说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教的经典。需要说明的是：经书里面呈现出的三教合一观念不是宗教信仰，属于民俗信仰。零杂经有《安龙奠土经》《保苗妙经》《地母经》《龙王经》等等，这些经书是民国年间乡下的洞经会为适应民俗需要从民间宗教直接引入的，但也被城里以文人为主体的、正宗的洞经会所诟病，认为到民间居家搞斋醮活动，“有失体统”，“有伤大雅”。

　　民族时报：近年，我们看过大理的洞经会搞的庙会活动，也要烧香磕头，上供上表，焚化纸钱，跟道教、佛教不是一样吗？

　　吴学源：是的，中国的各种各样的信仰，都有祭祀行为，而且有着许多共性，如烧香磕头，但其中内涵，是不一样的，这正是近百年来，有人简单地把洞经音乐的祭典活动打成“封建迷信”的原因，也是有的学人近年误将作为儒家的文人乐社的洞经会组织界定为“道教组织”“民间宗教组织”的原因；出现这样的界定，一是不懂宗教信仰与民俗信仰、民间信仰的区别，祖宗崇拜与神灵崇拜的区别；二是没有对洞经会人员的社会属性，谈演经卷的内容，洞经音乐的结构形态，以及仪式的人文特征等进行深入研究。

　　再简要说两点：第一，洞经会的信仰是圣贤崇拜而不是神灵崇拜，它崇拜的主要对象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如孔子、四配、十二贤哲、七十二弟子，属于祖先崇拜。而道教的是神仙信仰，佛教的是佛菩萨信仰，这叫做神灵崇拜。第二，道教、佛教的法事活动的目的，基本上是祈（福）、禳（解）、荐（亡）三类；而洞经音乐的祭祀活动原则上是只祈不荐，即不搞对亡人的超度活动。所以不会搞道教的披发仗剑、踏罡步斗、开方破案、赈济施食，也不会搞佛教的放焰口、地狱拔度、超荐往生等法事活动。其仪程与孔庙“祭孔”相类似，很简单，就是“三献”、“十供”之类，目前在我国，除了孔庙的祭孔“大晟乐”外，较全面地保留着“儒家礼乐文化”祭典形式和内涵的，大概就是云南洞经音乐了。

　　民族时报：洞经音乐吸收融合了哪些云南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呢？

　　吴学源：这倒是个新问题。目前我只发现洞经音乐中吸收了一种少数民族乐器，就是云南民间的打击乐器“铓锣”。因为儒家文化它有一定的规范性和保守性，其实宗教文化也都是如此，都会保留着它独特的宗教特性和严格的传承体系。如大理、昆明的洞经音乐中不准使用琵琶、月琴，登坛必须要穿衫子马褂等等。可以肯定地说，过去的洞经音乐中几乎没有吸收并融合过云南的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

　　民族时报：许多学人把云南洞经音乐定性为“道教音乐”，您对这些观点是什么看法呢？

　　吴学源：这个问题很复杂，一言难尽。我认为有的人把洞经音乐界定为道教音乐，甚至把洞经会界定为道教组织，那仅仅是根据经书来自道教而作出的简单推断；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年普及样板戏时，许多地方戏曲团体都把样板戏的剧本移植该剧种中进行演出，我们不能因为剧本来自京剧，就把许多演样板戏的地方戏音乐界定为都是京剧音乐，因为这种推理不符合逻辑，“经书”与“音乐”逻辑关系不对应。至于洞经音乐的源头来自“川西道教音乐”或是“梓潼的洞经音乐”之说，那是根据《正统道藏》中的两部经书出自四川道士之手，文昌帝君出自梓潼县得出的简单推论。时至今日，我还没有见到此类文章中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梓潼县历史上根本没有洞经音乐这样一个名称，也没有云南洞经音乐这种谈演形式，我有上世纪60年代初、70年代初以及本世纪初等三个不同时期对梓潼祭祀文昌帝君的音乐调查材料，以后会如实撰写文章阐述。一句话：洞经音乐萌发并发展于云南，发祥地是大理，而川南各地、贵州以及缅甸、泰国的洞经音乐，是光绪年间陆续从云南传出去的。今后我会把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各地洞经音乐的考察过程、大量证据、以及比较研究后得出的初步结果，进行公示阐述。

　　民族时报：目前，许多地方的洞经都被列为“非遗”保护项目了，您作为云南省“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在传承保护方面是如何考虑的？

　　吴学源：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有一批50—70多岁的老艺人竭尽全力对洞经音乐进行传承，使之得以迅速复苏，他们功不可没。这一批老艺人在本世纪初，基本上都已经过世了，唯蒙自市还有两位老艺人健在，一位是102岁的老人，今年7月还在参加祭典活动，令人感动，另一位是年逾90岁的盲艺人。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习洞经音乐的许多音乐爱好者，那时大都在35岁至50岁之间，转眼30多年过去，现在最小的都已70出头，年纪稍长者近年也在陆续离世，其中的骨干现在普遍已是70多岁至80岁左右的老人了，且为数已经不多，当前又面临后继乏人的断代危机，传承了450多年的洞经音乐文化，再一次处于濒危状态。

　　可喜的是从2006年开始，先后分四批共有10多个县（市）的洞经音乐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具体怎样传承保护、发展，各地情况不一样，还在探索之中。对于洞经音乐来说，根据《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13年）规定，保护内容我认为应包括“音乐、经卷和礼仪”，虽然现在全省范围内尚有近200个洞经乐队，但能全面传承洞经音乐及经卷、礼仪的组织并不多，大部分只是一般的民间小乐队而已，如果仅仅是演奏几首曲调自娱自乐，那不是完整的洞经音乐文化，所以传承情况不容乐观，急需培养新生力量，加大保护传承力度，制定规范的传承标准。

　　目前，有的洞经音乐传承碰到的首要问题是没有活动场地。如昆明的洞经音乐组织当时在文庙活动，由于文庙修复用了10年第一期工程才完工，第二期工程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没有场地，所以不能很好地传承下去，所以解决排练场地是当务之急。二是演出展示平台。过去洞经音乐举办庙会的地点大都在儒家的庙宇，如孔庙、武庙（关圣宫）、文昌宫（祠）、魁星阁、玉皇阁，以及土主庙、观音阁等庙宇内，几十年来除了少数文庙外，上述许多场所已经消失，要全面展示洞经音乐文化的历史风貌，缺乏展示平台。还有就是缺乏经费支撑，当然，这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因为我们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太多太丰富了。

出处：云南民族网（原来源：民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