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秘鲁亚马逊省埃尔米拉格罗县巴瓜市附近一条公路上，当地印第安居民在示威游行时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资料图片

　　2009年6月，秘鲁亚马逊地区上演了一部真实版的“阿凡达”，大约3万名印第安人为了保护该地区的土地和资源，联合起来宣布“起义”。但这次“起义”很快就被秘鲁政府镇压下去，双方互有损伤，9名警察被“撕票”，印第安人一方也有30余人丧生。

　　这次冲突的直接起因是秘鲁政府与印第安人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上的矛盾，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秘鲁社会长期存在的针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歧视。政府与印第安族群的冲突表明秘鲁在独立近200年来仍面临着严重的国家整合问题。

　　特殊的文明基因与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使得印第安人保持较强的独立性

　　秘鲁的印第安人口仅次于墨西哥，约900万，占其人口总量的40%左右，是秘鲁最大的族群。与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不同的是，秘鲁的大部分印第安人并没有融入由梅斯第索人（即印欧混血）所统治的秘鲁主流社会。秘鲁72个印第安部落中的65个生活在亚马逊雨林地区，仍保持着传统的印第安耕作与生活方式。因此，尽管秘鲁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更像是一个由生活在城市、沿海的梅斯第索人与生活在农村、高原上的印第安人组成的二元民族国家。

　　印第安人之所以能够在西班牙殖民者的长期统治下保持较强的独立性，首先与其特殊的文明基因有关。秘鲁印第安人继承的是美洲三大文明之一的印加文明。与阿兹特克文明和玛雅文明相比，印加文明的发展程度要更高一些，如有完整的行政等级和区划管理，有统一的语言、图腾崇拜和道路网络等。因此，印加文明留在秘鲁印第安人身上的印记要比墨西哥或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深刻得多。在西班牙征服拉美的过程中，阿兹特克文明和玛雅文明几乎被摧毁殆尽，而印加贵族卡西克则由于殖民者开采银矿的需要而保留下来，与此相关的印加文化也得以延续。另外由于大山和丛林隔绝，西安第斯山背后的印加古城如库斯科、卡哈马卡等得以保存，居住在丛林和高原地区的印第安人部落也保持了较高的纯粹性。因此，印加文明的基因让秘鲁的印第安人在梅索第斯人统治的社会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化色彩。

　　秘鲁印第安人保持较强独立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秘鲁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西班牙人在将秘鲁置于殖民统治之下的同时，也将伊比利亚的封建等级制度搬了过来。他们在秘鲁和拉美其他地区建立了一种被称为“委托监护制”的管理制度，所有拉美殖民地名义上都归西班牙国王所有，国王将某一地区一定数量的印第安人“委托”给有功的殖民者，由他“监护”并享有向印第安人征收贡税和征用其从事各种劳动的权利。印第安人名义上仍是这片土地上的自由居民，村社内部事务由卡西克进行自主管理，因此委托监护制是一种间接殖民统治方式。这样一种统治方式使得印第安人与殖民者仅限于缴纳赋税的经济联系，而享受不到其他政治社会权利。

　　1821年秘鲁独立之后，国家陷入支离破碎的状态。有学者认为，“与其说它是一个全国性的社会，还不如说它是一个以庄园为中心的地区性社会更正确”。白人庄园主与某个考迪罗（即军事首领）结盟，在地方拥有独一无二的政治权力，印第安人也就变成考迪罗之下的农奴。独立前后的数百年间，秘鲁社会实际上形成了两个种族集团，即占统治地位的梅斯第索人和被统治的印第安人，这样一种二元种族格局使得印第安人一直被排斥在现代政治经济领域之外。

　　秘鲁的地理环境则将这一格局发展成为实际上的种族隔离。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印加帝国之后并没有将政治经济中心设置在原首都库斯科，而是设置在自然条件更为优越的利马沿海地区。此后随着秘鲁的现代化和城市化，逐渐形成了以利马为中心的“白人区”和南部高原的“土著区”。尽管在两个区域之间存在许多所谓“内部移民”，即贫困地带的印第安人向利马的迁徙流动，但是它并没有改变这种“种族隔离”式的族群分布格局。

　　“隐匿的”印第安族群意识与族群政治的兴起

　　印加帝国的文化基因和秘鲁政府的种族主义并没有培育出印第安人的族群意识认同，“隐匿的”族群意识成为秘鲁印第安族群区别于其他拉美国家的第二个特殊性。这种隐匿性一方面表现为印第安人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缺失，另一方面表现为族群身份认同在族群动员方面的缺失。前者受制于秘鲁政府的种族主义做法，从多方面限制印第安人的政治参与，后者则与秘鲁政府长期淡化族群概念有关。在界定种族概念上，秘鲁官方采取了一种文化标准，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直强调的生物特征标准。他们认为种族的差异主要存在于文化领域，因而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发生改变。在秘鲁，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土著印第安人就可以被认为是梅斯第索人甚至是白人。因此，秘鲁的种族主义也被称为是“没有种族的种族主义”或“无形的种族主义”。另外，长期以来秘鲁政府更多地强调印第安人的阶级属性，农民是印第安人的另外一个标签。尽管印第安人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秘鲁社会运动的主力，但这些运动都被称之为农民运动，而不是族群运动。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状况开始发生转变，秘鲁印第安人的族群意识逐渐觉醒，他们在政治参与和社会动员方面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族群因素的激励作用。强调族群因素的秘鲁印第安人运动与拉美其他地区的类似运动也被称为“新印第安人运动”。1997年，秘鲁各地区印第安部落的几百名代表举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秘鲁人权及印第安人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秘鲁印第安人常设委员会”。2000年，成功举行了规模庞大的第二届代表大会。2001年，托莱多成为秘鲁第一位具有印第安血统的总统。他上任之后特地到库斯科的马丘比丘举行一场印第安人传统仪式,以强调自己是印第安人的后裔。

　　秘鲁印第安人族群意识的觉醒是以下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上世纪80年代的秘鲁债务危机和自由化改革不仅没有改善印第安人的贫困状态，反而使得这一状态进一步恶化。秘鲁20%的人口因此陷入极度贫困状态，其中的79%是印第安人。就业、教育和收入方面的种族歧视也使得印第安人与梅斯第索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愈演愈烈的“水平性不公”让秘鲁印第安人开始从族群角度反思这些不公正现象的根源。

　　其次，秘鲁的民主化进程为印第安人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渠道。1980年，秘鲁军人政权的结束标志着秘鲁开始走向民主化道路，印第安人也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参与渠道。1993年，秘鲁修改宪法确认秘鲁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承认印第安人的权利和族群特性。此外还废除了关于文盲没有选举权的规定，许多印第安农民因此获得投票权。

　　秘鲁印第安人族群意识的觉醒还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和推动。1992年“发现美洲50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在将印第安人问题引入公共领域的同时，也强化了印第安人的主人意识。针对日益高涨的印第安人运动，联合国宣布1993年为“世界印第安人国际年”，宣布1994年至2004年为“世界印第安人十年”。1989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原住民和部族公约》则为印第安人争取族群权利提供了法律支持。

　　尊重印第安人的文化与传统才能彻底改变“种族隔离”的格局

　　实际上，西班牙人界定种族概念的特殊视角和淡化族群概念也可以被看做是民族同化的一种方式，因为实现种族的文化融合要比实现生物特征的融合容易得多。然而，秘鲁的二元民族结构和地理上的“种族隔离”让这一方式不仅没有实现民族一体化，反而发展成“无形的种族主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秘鲁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曾经专门就印第安民族一体化文化制订了许多计划。1959年，秘鲁政府制订了土著居民一体化国家计划，旨在发展山区资本主义关系并使印第安农民加入全国社会经济生活。该计划包括1952年的“秘鲁-康奈尔”计划，1961年的“普诺-坦博帕塔”计划和上世纪50年代末制定的“南部计划”，但这些计划都在实施两三年之后就逐渐取消了，并没有多少实际效果。上世纪60年代针对愈演愈烈的印第安农民土地运动，秘鲁政府曾发布《土改法》进行土地改革，也曾在基础教育领域推行双语教学，这些措施也与上述计划一样或者未付诸实施或者范围有限。

　　民主化之后的秘鲁政府除了修改宪法承认印第安人的权利之外，在社会经济领域也针对印第安人采取了一体化措施。如在高原地区修建公路铁路，推动当地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贷款等经济扶助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在付诸实践的时候很少顾及印第安人的民族习惯和文化传统，再加上印第安人不断觉醒的族群意识，因此不仅没有起到国家整合的作用，反而引发了族群冲突。

　　就当前秘鲁的国家整合来说，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无形的种族主义”依然根深蒂固。2005年牛津大学“不平等、人类安全与种族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在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之间存在大量的种族歧视现象。这些歧视不仅指向亚马逊的印第安人聚居区，而且还指向已经城市化的印第安人。种族主义依然是秘鲁国家整合的最大障碍。其次，在国家一体化过程中漠视印第安人的权利与利益。城市化和工业化是改变高原地区印第安人贫困状态的主要途径，但秘鲁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仍然沿用早期以经济整合为主的一体化措施，忽视了已经觉醒的印第安族群意识，即使所谓的经济整合也存在严重的伤害印第安人利益问题。如开放外国公司开发亚马逊地区石油天然气资源，当地印第安人不仅没有因此获得收益反而要承担环境破坏的后果，当然会引发矛盾冲突。最后，处理印第安人运动的方式存在粗鲁与简单化问题，暴力镇压不仅无助于印第安人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进一步激化矛盾。

　　因此，秘鲁国家整合的根本途径在于消除种族主义。在印第安人族群意识已经觉醒的情况下，同化策略已经失去了效用。只有在不断改善印第安人社会经济状况的同时，尊重印第安人的族群文化与传统，承认他们的集体自治权，才能彻底改变秘鲁的“种族隔离”格局，形成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统一社会。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201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