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后，唐与周边民族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唐朝国防力量的消弱，河隍州县先后失陷，长安也不断受到吐蕃的威胁和进攻。但经过肃、代、德宗时期的不断调整变化，到宪宗时期，唐朝与周边民族政权逐渐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边疆地区的稳定以及来自周边威胁的减少，使唐朝能够集中力量整顿内部事务，裁抑藩镇势力。

　　一、安史之乱后的民族关系

　　唐朝前期国力强盛，国内政局稳定。据《通典》记载开元时期盛况：“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唐在周边地区设置都护府，派遣节度使镇守边疆，有效地维持在西北区域的统治和边防的安全。当时周边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主要是东北地区契丹；北部地区是突厥，突厥败亡后，回鹘控制漠北地区；西南地区主要是吐蕃和南诏。

　　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抽调河西、陇右等镇军队镇压叛乱，致使“边候空虚，故吐蕃得乘隙暴掠”。乾元（公元758-760年）之后，吐蕃乘机占领陇右、河西，后又占据北庭等地。唐鉴于自身所处危势，为避免内外交困，肃宗时期不得不实行妥协政策，姑且接受这一现状。此后，吐蕃国力处于巅峰状态，屡次寇掠边境，甚至威胁长安、京畿地区。代宗、德宗时期，唐与吐蕃关系最为紧张。尤其是贞元三年发生的“平凉劫盟”，使双方不再信任，和平会盟长期难以实行，唯有兵戈相对。

　　回鹘在灭突厥以后，势力一度强盛。但在天宝以后，唐与回鹘总体保持友好关系，受到唐的册封。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肃宗征回鹘兵，收复两京。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代宗再征回鹘兵，平定了安史余部。同时，唐对回鹘实行和亲政策，并进行绢马贸易，双方关系密切。此间，鉴于唐国势衰弱，回鹘有“轻唐之色”，在唐屡有不法行为，加上马价等贸易问题，关系逐渐发生微妙变化。大历末期，回鹘与唐交恶，侵犯太原。德宗即位后，回鹘亲唐派宰相顿莫货达干夺得回鹘可汗之位。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唐以咸安公主与回鹘和亲，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贞元六年，吐蕃联合葛禄部落，攻陷北庭，对回鹘造成了严重威胁。回鹘不得不把西北的部落迁到牙帐之南。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回鹘和唐联系更加紧密。

　　开元后期，皮逻阁被册封为云南王，并在唐支持下，统一了六诏，迁居大和城。天宝九年（750年），云南太守张虔陀因问题处理不善，南诏出兵攻杀张虔陀。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出兵大和城，全军覆没。天宝十二年，剑南节度使杨国忠，再征南诏，大败。不久爆发了安史之乱，云南王阁罗凤乘机攻陷雋州。南诏与唐交恶，因此归附了吐蕃。但是，吐蕃“责赋重数，悉夺其险立营候，岁索兵助防”，引起南诏不满。大历十四年（公元766年），阁罗凤之孙异牟寻即位，在清平官郑回劝说下，决心重新归附唐朝。这一时期韦皋任剑南节度使，实行招抚政策。经过几年酝酿，贞元十年，南诏在苍山神祠，与唐会盟，并且“斩吐蕃使数人，以示归唐”，彻底与吐蕃断绝关系。从此以后南诏重新与唐结盟，共同对抗吐蕃。

　　贞元前期，回鹘与唐密切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南诏重新与唐朝恢复往来。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消弱，内部矛盾不断加深，又受到吐蕃频繁侵犯，也希望联合回鹘、南诏来牵制吐蕃。回鹘本身受到吐蕃威胁，与唐联合可以得到经济上利益，也支持唐朝对抗吐蕃。南诏与吐蕃发生矛盾，重新归附唐。唐与回鹘、南诏的联合，有效遏制了吐蕃的进攻。到元和时期，吐蕃国力趋于衰落，内部不断发生权力纷争，唐朝西部边境出现久违的宁静局面。这些都为唐朝平定藩镇叛乱提供有利时机。

　　二、元和时期民族关系

　　宪宗元和时期，唐朝经过两税法改革以及刘晏等人整顿漕运，财政状况逐渐好转，与周边民族关系也得到改善。

　　吐蕃长期威胁唐朝西部和西南地区。“平凉劫盟”后，唐朝加强在西部地区军事布防和攻势。唐德宗接受李泌建议，“北和回鹘，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在西南地区，剑南节度使韦皋招抚南诏及其他南方诸族，重创吐蕃；西北地区，联合回鹘共同抵御吐蕃。吐蕃虽然在西域地区取得优势地位，但是穷兵黩武，加剧内部矛盾，不得不寻求与唐朝改善关系。贞元十三年（797）吐蕃赞普墀松德赞卒，次年，墀德松赞立。墀德松赞期间启用僧人参政，“称钵阐布”，地位很高，主张与唐讲和。贞元十九年五月，吐蕃遣大臣论颊热来唐。唐朝也派遣右龙武大将军薛伾出使吐蕃。唐蕃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元和时期，双方基本处于和平状态。虽然相互防御，但军事冲突大大减少。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宪宗放归吐蕃俘虏十七人，向吐蕃释放出友好讯息。吐蕃也作出了回应，同年六月派遣论勃藏出使唐。但是双方必须得面对一个历史问题，既“平凉劫盟”的遗留问题。“平凉劫盟”中唐很多官员被劫持到吐蕃，一直未放归。被劫持的副元帅判官路泌之子路随力争要出使吐蕃，“五上表，诣执政泣请”。元和四年，吐蕃请修和好，宪宗派遣祠部郎中徐复出使吐蕃，并带有《与吐蕃宰相钵阐布敕书》。元和五年五月，吐蕃派遣论思邪热出使唐，并归还路泌、郑叔矩的灵柩。唐认为吐蕃要诚心修好，需要归还秦、原、安乐三州，“必欲复修信誓，即须重画疆界。”。六月，宰相杜佑与吐蕃使臣就此事进行讨论，但并没有达成协议，因此也没有举行会盟。期间，除元和七年吐蕃寇边外，唐吐基本保持和平状态，甚至在元和十年，吐蕃与唐在陇州关塞处进行互市。这种和平状态维持到元和十三年。在这一年，吐蕃大举侵犯河曲、夏州、盐州等地。十四年，吐蕃再次进攻庆州、盐州。但战事很快结束，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吐蕃与唐结盟，史称“长庆会盟”，结束了这种敌对关系。吐蕃最终因内部分裂而衰弱下去，不再对唐构成威胁。

　　总体来看，宪宗朝对吐蕃采取防御政策，尽量维持边境稳定。而吐蕃由于连年战争，加上内部矛盾，军事力量转衰，也有意与唐讲和。墀德松赞（公元798-815年）重视佛教而抑制当地本教，改善唐蕃关系。贞元二十年（804）四月，吐蕃派遣使团来唐，包括有僧人。僧人娘定埃增、钵阐布允丹都主张与唐修好。唐朝称赞钵阐布允丹“忠信立诚,

　　故能辅赞大蕃, 飘和上国……思安边陲, 广慈悲之心, 令息兵甲, 既表卿之远略”。就宪宗朝来说，其主要解决内部藩镇割据问题，加之国力有限，主、客观上都要求采取和平手段。另外，考虑到，“自异牟寻归国，吐蕃不敢犯塞，诚许盟，则南诏怨望”。因此，采取这种“和而不盟”的策略。至于元和十三年、十四年的战事，笔者根据有限的史料推测有以下原因：一、元和十年（815）吐蕃新赞普墀祖德赞立(汉史料称为可黎可足，或称为彝泰赞普)，权力的变化可能引起吐蕃对外政策的暂时变化。二、吐蕃一向忌惮唐与回鹘联姻，如长庆元年，“吐蕃犯青塞堡，以我与回鹘和亲故也”。元和十二年，回鹘请和亲，宪宗派遣宗正少卿李诚出使回鹘，本想延缓和亲日期，但此举可能引起吐蕃误会与猜疑。三、元和后期，宪宗有意恢复河陇，边将意欲立功，导致边境地区发生摩擦。

　　元和时期，唐与回鹘继续保持友好的关系。当时回鹘信奉摩尼教，宪宗于元和元年，根据回鹘建议，允许在长安、凉州、荆州、洪州等地建置摩尼寺。但在和亲问题上，宪宗则犹疑不定。元和三年，咸安公主死于回鹘，回鹘想再和亲，宪宗因忙于平定叛乱藩镇，财力不足，屡屡要求暂缓和亲。李绛建言，“今江、淮大县，岁所入赋有二十万缗者，足以备降主之费。”因此，宪宗不愿立即和亲可能不仅是因为经济原因。回鹘此阶段与吐蕃争夺西北统治权，关系紧张，时而会有战争，元和八年“回鹘发兵度磧南，自柳谷击吐蕃”。笔者以为，元和时期唐与吐蕃关系缓和，难得处于和平状态；此时，回鹘与吐蕃关系紧张，时有征伐。宪宗如果与回鹘进行政治意味浓厚的和亲，就不得不考虑到吐蕃的感受，因此显得十分谨慎。此外，唐虽然与回鹘关系友好，但由于国内正在进行平叛战争和游牧民族漂游不定的特性，在战略上仍然会对其进行防御。元和九年，在宰相李吉甫的建议下，唐设六胡州，以备回鹘。

　　南诏重新归附唐朝以后，唐对南诏行使册封之权。贞元十一年，德宗曾赐异牟寻“贞元册南诏印”。元和年间，双方往来频繁。元和二年，唐授予南诏使者邓傍试殿中监；元和三年，异牟寻卒，唐派遣太常少卿为吊祭使，出使南诏，又册立其子寻阁劝为南诏王，并铸“元和册南诏印”。元和十二年到十五年，南诏“比年遣使来朝”。因此，从铸“元和册南诏印”可以看出，元和时期唐与南诏的盟友关系仍然非产稳定。

　　总体来说，元和时期，唐与回鹘、南诏能继续保持盟友关系；和吐蕃关系得到缓和，大致处于和平状态。

　　三、民族关系状况对宪宗朝政策影响

　　元和时期，唐与诸民族政权处于相对和平状态，从而有利于朝廷集中力量平定藩镇。元和后期，吐蕃大规模寇边，朝廷不得不从东线调集军力加强边防（平定淄青时期）。但这时吐蕃显现衰弱，不具有更大威胁，平叛战争胜利局面也已基本形成，因此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唐在京畿用于边防的力量主要是神策军和缘边藩镇军。神策军和边镇军交错在一起，互相配合，共同防御。但在实践上，两者之间矛盾重重。首先在指挥上，京西镇军节度使要服从神策中尉，军情上报，决策下达，诸多环节，往往延误战机，“比得其报，虏已去矣”。神策军与边镇军也存在矛盾，神策军待遇优于边镇，也引起边镇军的不满。显而易见，制度上的问题消弱了边防力量，但宪宗并未积极行动，加以解决。在远离京畿的边镇，边防更为松弛，装备简陋，兵员散逸。元和八年，振武节度使李光进，请求重修在元和七年被洪水损坏的东受降城。李绛、卢坦也认为此城十分重要，不应该吝惜费用，应该重修。但宪宗最终决定不再修理此城，而是将士兵迁移到天德军。天德军交兵之时，发现兵籍有四百，实际“止五十人而已，器械止一弓” 。1类似的边防松弛现象比较普遍，但当李绛罢宰相后，此事竟不了了之。

　　基于外部环境处于和平状态，边疆危机暂时缓和，宪宗在元和前期，政策上明显表现为重内轻外，更多的人力物力放在内部事务上。宪宗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平定内部藩镇叛乱，加强中央集权，并最终取得了“元和中兴”局面。总体来说，重内轻外政策适应了当时的具体形势，但是否完全妥当，还需进一步分析。

　　元和时期，唐与周边民族政权大体处于和平状态，但并不意味着边防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西边吐蕃控制河西地区，逼近京畿，对唐朝始终存在威胁。回鹘与唐朝在绢马贸易中摩擦不断发生，如果关系恶化，很有可能寇掠。当时人们也考虑到，如果回鹘“数道并进，何以遏之”。因此，边防问题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唐的内部事务。元和元年，征讨西川刘辟，朝廷征调神策军及边镇兵，李绛上疏，“吐蕃约盟未定，窥伺在心，间谍往来，急于邮传，又必持两端之计，与刘辟交通。若闻发兵西南，多取边镇，秋风即至，虏马已肥，冒隙乘虚必有侵轶。”元和四、五年，宪宗讨伐成德王承宗，白居易建言到，“臣闻回鹘、吐蕃皆有细作，中国之事，大小尽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讨伐承宗一贼，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则兵力之强弱。资费之多少，岂宜使西戎、北奴一一知之。忽见利生心，乘虚入寇，以今日之势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连祸生，何事不有！万一及此，实关安危。”宪宗始终坚持对大局把握和既定政策，因此以上大臣建言，没有直接采纳。但边防问题存在却又是不争事实。元和五年，奚入寇灵州。七年，“吐蕃寇泾州，及西门之外，驱掠人畜而去。”元和八年，“回鹘数千骑之鸊鹈泉，边军戒严。”因此，朝廷在平叛战争中又不得不考虑到边防问题。宰相李绛一向重视边防，其认为，“犬戎腥膻，近接泾、陇,烽火屡惊”；“回鹘强盛，北边空虚，一为风尘，则弱卒非抗敌之夫，孤城为不守之地”。神策军主要用于保卫京畿及西北边防。元和时期规模较大的平藩战争有四次，既平西川、成德、淮西和淄青。其中，只有在元和元年讨伐西川和元和五年征讨成德动用了神策军。因此在实践上，边防问题制约着平定藩镇等内部政策实施。元和十四年，征讨淄青，期间吐蕃入寇，朝廷不得不把著名将领李光颜“徙邠宁军”，并且“以忠武兵从之”。

　　综上所述，元和时期，唐与周边民族政权处于和平状态，边境危机缓解。相对以往，宪宗朝可以更为专心于对内平定藩镇，成就“元和中兴”。同时，边防问题虽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也仍然时刻存在，需要警惕，此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唐对内部事务的处理。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