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族国家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学者至今认识差异颇大。有的认为，《山海经》载太皞的第三代孙后照称“巴人”，就是建立巴国的人[1]；有的认为，西周初期，武王封宗姬干巴，此时巴族开始建立国家[2]；有的认为，约在东周初期，巴族进入阶级社会，开始建立奴隶制王国[3]；有的认为，巴人在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上较蜀人落后，到战国时期秦灭巴蜀时，巴人才处在奴隶社会初期[4]；还有的认为巴族在春秋战国时期，才从原始社会家长奴隶制阶段向封建化的大道上过渡[5]；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就此略呈管见，尚祈方家以匡不逮。

　　一

　　巴族的发源地在鄂西清江流域。截止战国晚期公元前316年被秦灭以前，它的活动区域在川东、鄂西、汉水中游和贵州乌江流域一带。其东边，约在襄樊、荆门、松滋和宜都一带，与楚国接壤;西边以涪江流域、铜梁、泸州和宜宾一线与蜀国为邻;北边越过大巴山到汉水中游;南边到了贵州遵义一带。巴族活动的地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不同和巴族势力的强弱，而有所消长。

　　据文献记载，巴族最早活动在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汉书•南蛮传》载: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性: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丰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性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女神，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6]。（这段记载系录自先秦文献《世本》。）

　　依此，巴族最早居住在武落钟离山，其山在今湖北长阳县境内。《太平寰宇记•长阳县记》说:“武落山一名难留山，在县西北七十八里，本廪君所出处也”。又《水经注》载:佷山县(故城在今湖北长阳县西80里)附近有石穴，相传即廪君掷剑处。夷水又名盐水，即今湖北清江。《水经注》又说:“夷水，即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7]。务相被其他四个部落推举为廪君以后，成为巴族“五姓”组成的部落联盟的联盟长，这时可能尚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此后，廪君带着巴族向西发展，沿着清江溯流而上，到达盐阳(今湖北恩施东)，在那里征服了一个尚处于母系氏族阶段，以“盐水女神”为首领的部族，为了建立部族奴役的统治机构，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建立国家(夷城在今湖北恩施县)。夷城就是巴族早期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后来，巴族继续西进，经过郁水到了乌江，在乌江与长江交汇处的枳(今四川涪陵)，把都城迁到那里。据《华阳国志》载:“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巴县冬笋坝)，或治垫江(今合川)，或治平都(今丰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8]。可见江州是周武王封巴子时巴国的都城，垫江、平都、阆中，曾在周代先后作过都城，而“先王陵墓多在”的枳，当是巴国在西周以前的都城。《左传》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杜注“宗庙所在虽邑曰都，尊之也”[9]。枳，既然是巴国国君的先王宗庙陵墓所在之地，那里应当是巴国早期的都城之一。巴族的枳与江州，犹如周人的宗周与成周，秦人的雍与咸阳。宗周是周人先王宗庙所在之地，作为国都它早于成周;雍是秦人宗庙所在之地，作为都城它早于咸阳。同理，枳是巴人先王陵墓宗庙所在之地，作为巴国的都城，应早于江州，更早于平都、垫江和阆中。从巴国建都地点的先后次序看，笔者认为巴族是从东向西迁，然后从南向北发展的。

　　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巴族的发源地，首先是在湖北西南部的清江流域一带，其次才是长江三峡地区。最近，在湖北长阳县渔峡口镇清江中游，发掘的“香炉石文化”（即早期巴文化)遗址中，出土大批陶器，陶印章和大量甲骨、贝币等，揭示出夏、商、西周时期古代巴人早期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发掘者说:“它为研究我国鄂西清江流域的古文化，特别是我国古代巴人的早期文化，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实物资料”[10]。最新考古资料证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确系巴族的发祥地。

　　二

　　鄂西和川东长江三峡地区是中国古文明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考古材料告诉我们:旧石器时代，早在180万年前，那里就生活着巫山猿人[11]，还有50万年前的郧县猿人[12]和距今10万年前的长阳古人[13]，曾先后在这一带生活、栖息和繁衍。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公社阶段，距今约五、六于年前，考古发现有四川巫山县的大溪文化遗址。大溪文化主要分布在川东和鄂西地区，甚至远及湖北中部和湖南洞庭湖周围。以鄂西平原为中心的大溪文化阶段的人们，生活中使用陶器，生产中使用磨制石器:石斧、石锛、石铲、石镰、石矛、石镞等，种植水稻和从事渔猎活动。“大溪文化是以种植稻米的农业生产为主，渔猎辅助经济也居一定地位”[14]。出土的一些墓葬中，“出现了随葬器物多寡不一的显著差别，大体是大溪文化晚期阶段，社会出现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的反映”[15]。

　　到了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在湖北京山县出土了距今4500年到5000年间的、以江汉平原中心的屈家岭文化，与大溪文化分布地区重合。从地层上下叠压和年代测定看，屈家岭文化是直接继续大溪文化发展来的。屈家岭文化的人们，磨制的石器工具比前有所进步，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农业生产是主要的经济活动，各地普遍种植水稻(粳稻)，制陶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陶祖出土，表明男性崇拜已经存在。屈家岭文化的社会性质，当已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16]。

　　从湖北郧县出土的距今4000多年前的青龙泉三期文化，基本上是在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内。青龙泉三期文化是在屈家岭文化晚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粮食储存增多，家畜饲养业得到发展。以家畜为私有财产，在墓葬中表现得特别突出。青龙泉出土的24座成人墓，只有9座有随葬器物，其中4座放置猪骨，有一墓总葬猪上颚骨14副。青龙泉三期文化阶段的社会，表现出私有制已经出现，贫富分化比较突出，阶级正在产生，社会再向前发展，将终跨入文明时代[17]。

　　居住在鄂西和川东长江三峡地区的巴人，对于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青龙泉三期文化的先民们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不会不继承下来的，否则，人类社会在这一地区就无法向前发展。

　　据《华阳国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18]。既然禹在会稽(今安徽当涂附近)开会，巴族首领已作为众多部族或万国首领之一，前去参加。那么，巴族在距今4100年的夏禹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山海经》说:“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禧，乘禧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19]。这段巴族祖先世系，可能是根据巴人自己的传说写下来的，并非虚构，既然“后照时始为巴人”，而巴族首领又曾去会稽朝见过禹，那么，后照的先人太皞、咸鸟、乘禧等，当生活在夏禹以前若干年。况且从“后照时始为巴人”发展到巴族首领能前去朝见禹，其间又当经过若干年。所以，我们认为巴族的历史可以迫溯到夏禹以前两三百年。那时，距今约4300-4400年。这个年代大致与青龙泉三期文化所在的时间相同，也是距今4400年，两者存在的时间是大体相合的。由于文献无征，虽然不能直接断定在巴族活动地区内的青龙泉三期文化，就是巴人创造的文化，但两者处于同一时代的同一地区，其文化发展水平，应该是大体一致的。可以认为巴族在夏以前，私有制已经产生，贫富分化已经出现，阶级正在形成，这一切，正是巴族国家产生的重要社会前提。

　　三

　　巴族约在殷商早期进入青铜时代，可以《世本》和《后汉书》所记巴族五姓“共掷剑于石穴”为证，廪君和樊氏、啤氏、瞫氏、郑氏等四个部落长手中所掷之剑，当是青铜剑而非石剑或骨剑。考古材料证明，巴人有青铜剑出土，未见有石剑、骨剑者。务相时，既用青铜铸剑，表明此时已进入青铜器时代。

　　巴族进入青铜时代，还有考古材料可证。1959年，四川省的考古工作者在涪陵以东、长江北岸的忠县发掘出井沟遗址。该遗址的出土物中，有陶器、石器、骨器、卜骨、铜镞，还有已腐烂的小米，陶器中有灰陶、红陶和少量黑陶，饰有各种花纹，制法有手制、轮制和模制。其中有釜形器多件，红陶角杯40多件、大口尊一件。大口尊与商代中期盘龙城盛行的同类器物非常相像。石器中，有打制石器16件，磨制石制14件。3件卜骨，有钻有灼。双翼式铜镞一件，残长4.3厘米。从出土小米、陶釜，角杯和网坠看，该遗址的先民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经济生活。铜镞是一种狩猎工具和武器，射出后不易收回，消耗量大。用铜铸镞，表明那时拥有铜的数量很多，而且冶炼合金青铜的技术已相当进步。发掘者说:“在文化层中出土了卜骨，从卜骨的钻孔痕迹看来，似乎是用铜工具制作的。”根据以上材料，发掘报告得出结论说:“我们认为该遗址的时代下限可能已进入青铜时代”[20]。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这个遗址到底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哪个时代，还不清楚。笔者认为:从该遗址出土器物中，有商周盛行的卜骨，有与商代盘龙城盛行而又相像的大口尊，以及石器中打制石器多于磨制石器等现象，综合起来考察，该遗址的时代应该是商代前期。

　　忠县是古代巴族活动的中心地区，忠县井沟遗址在商代前期已进入青铜时代，由此，可以证明巴族在商代早期已开始进入青铜时代。

　　巴族在商代已开始进入青铜时代，还可以蜀国和扬越在商代均已进入青铜时代作为佐证。

　　巴族西与蜀国为邻。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了属于商代晚期的两个祭祀坑，共出土文物1000多件。其中有青铜人头像10余尊，大型青铜人面罩10具以上，青铜立人像高达1. 72米，青铜神树一裸等。这批青铜器总重量接近一吨。还有金杖、金面罩、玉器、骨器、象牙、海贝等。这批青铜器，数量多，造型奇特，制作精美，工艺技术水平高超，属商代晚期制造的器物[21]。它充分证明，远处川西平原的蜀国，已经在商代进入青铜时代。《华阳国志》说:“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22]。巴蜀相邻，同处一囿，互相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殷商时，蜀国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必然给巴族以重大影响。此时的巴族开始进入青铜时代是不足为奇的。

　　巴族东边的部分地区与长江中游的扬越为邻，并在江汉平原一带与之杂处。商周时期，扬越分布在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一带。董其祥先生认为:“江汉平原是越、蛮、濮三族最早杂居的地方。越族以扬越为代表，蛮族以荆楚为代表，濮族以巴族为代表”[23]。这个认识是正确的。在商代，扬越人所创造的、又被考古发掘出土的吴城文化，其青铜文化发展水平是相当高的。1989年，在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发现的一座大型商代墓葬中，出土青铜器480余件，玉器100多件，陶器358件，其中铜器有礼器、乐器、兵器、农具、手工工具和生活用具等，60多件礼乐器中，有一大青铜甗。通高110厘米，重达85公斤。这些青铜器，数量大，种类多，造型奇特，纹饰精美，铸工精细，堪称江南商墓之冠。该墓的年代相当于.代中晚期[24]。彭适凡先生认为该墓的主人是商代南方扬越族所建立方国的首领[25]。同年，在江西瑞昌铜岭还发现一处商代中期的大型铜矿遗址。[26]彭适凡先生也认为这处铜矿是扬越人所开采。江西新干大型商墓和江西瑞昌大型铜矿遗址的发现，充分证明扬越族在商代已经进入青铜时代。

　　巴族在商代，西边与进入青铜时代的蜀国为邻，东边又在江汉平原与进入青铜时的扬越族杂处，它在东西两个先进的青铜文明影响下，开始进入青铜时代，是可以肯定的。

　　古代的中国与古代的东方一样，青铜时代就是奴隶制时代，青铜时代到来就是文明时代的开始，巴族在商代进入青铜时代，巴族的国家也就在商代形成。

　　四

　　巴族的文字，在商代以前即已产生。古代巴族居住过的地方，出土的青铜器:戈、矛、铤、印玺、编钟、錞于等器物上，铭刻有巴文，字数多少不等，大多数有一个或几个字，个别的铜器(如錞于)上有11个字。对于这些字，徐中舒先生说:“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一种文字而不是图画”[27]。其说至确。巴文不但有独体象形字，如人、虎、豹、鱼、鸟、篮、舟、星等。而且还有合体字，如手和花蒂(或说为心字)并列等。世界各民族的文字，最初大都是由巫师创造的，并由巫师们传承和发展。巴文和汉族古代的甲骨文也是这样.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说的“六书”，是他总结出的汉字构造的六种方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中，只有前四种才是造字的根本原则，其余的转注、假借，只是对已有字的训释，并不产生新字，因此不属于造字的方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中的指事，实际也是会意。因此，有人把这四种造字法，归纳为象形、象意、象声三种。汉字发展经过象形、会意、形声三个阶段。最初造出的字，是直接描写客观物体的象形字。后来才造出把几个象形字结合在一起，或在象形字旁边加上指事符号，造出会意字。再后才造出形符加声符的形声字，这是象形文字最后、最进步的发展阶段。用六书条例衡量汉字、甲骨文和巴文，汉字中难声字几乎占90%以上，甲骨文中，据统计形声字只约占18%，巴文中指事、会意字非常缺乏，形声字则更难看到。这说明相对于巴文来说甲骨文已是一种比较进步的文字，巴文则是停留在象形文字最初阶段的文字。

　　巴文、甲骨文和汉字是同出一源的文字。徐中舒先生认为:“巴文和汉字，在文字构成的条例上，它们也是具有一定共同基础，最初还有可能是同出一源的。但是它们的分枝，应当是远在商代以前。因为，现在的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完整的六书条例。这应是甲骨文在分枝以后单独发展的结果”[28]。彭静中先生也认为“巴文和商周甲骨文、金文等一样是表意文字，与常见的甲骨文、金文基本一致，虽风格小异，但无妨其本质相同，所以我们得以释读”[29]。既然巴文和甲骨文是同出一源的文字，而远在殷商以前就分枝发展了，那么，巴文的出现，最初可能是夏禹前后，至迟也当在商代初期。

　　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是人类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巴文和甲骨文一样都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摩尔根说:“石刻象形字也可以认为是文明时代开始的相等标识”。“文字的使用，或在石上刻象形文字，提供了文明开始的最适切的标准，倘若没有文字上的记录，历史与文明，都不能适当的说已经存在”[30]。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31]。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字及其记录的出现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这一认识对巴文的出现，在巴族社会历史上的意义，也应该是适用的。巴文至迟是在商代初期出现的，因此，巴族的文明社会至迟也是在商代初期开始的。

　　五

　　巴族最早建筑的城市是夷城。夷城与巴国、巴王是同时产生的。前引《后汉书•南蛮传》载:起源于鄂西的巴族，共分五个氏族或部落，以务相为部落长的巴氏部落，经过“掷剑于石穴”和“乘土船”浮夷水，战胜其他四个氏族或部落之后，被共同拥戴为廪君。廪君上溯夷水至盐阳，征服了以“盐水女神”为首领的另一部落之后，为了加强对被征服部族的统治，也为了加强对巴族内部其他四个氏族或部落的控制，于是建立起了暴力统治机构国家。

　　廪君“王巴”，先筑捍关以防外族入侵。《水经注》说:“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今湖北长阳县南)而王巴”[32]。可见廪君在夷水上建巴国、称巴王、都夷城的同时，还在湖北长阳筑捍关防御外族的侵扰。巴族国家建立后的对外职能充分显示出来。

　　巴族立国，建都夷城。夷城建立的经过是这样的:《水经注》说:“廪君乘土舟下及夷城，夷城石岸险曲，其水亦曲，廪君望之而叹，山岩为崩，廪君登之，上有平石，方二丈五尺，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四姓臣之”[33]。夷城依山环水，显然是一处便于防守的军事据点和政治中心。

　　廪君筑夷城、建巴国的时间，可能在商代早期。因为在此以前的屈家岭文化的人们，已在夷水以南的湖南澧水上，建筑起了中国南方考石发现的最早的一座古城。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了一座屈家岭文化城址，城址平面呈圆形，直径310多米，由护城河、城墙、四门和城西南部的夯土台基组成，至今保存完整。筑城时代，距今4700-4000年左右[34]。巴族兴起的地域就在湖北京山出土的屈家岭文化的范围内。廪君建巴国时，在今湖北宜都筑的捍关，距这座城就不到100公里。四五百年后的巴族，在筑夷城时，是完全可以继承前代的经验的。

　　巴族西边的蜀国，在商代早期已建立起了蜀国最早的都城。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外围，发现了商代早期修筑的蜀国早期的都城遗址。城址的东、西、南三面为城墙，北面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总面积2.6份平方公里，与郑州商城相当。自古巴蜀两族同处一囿，文化发展互相影响。当蜀国在商代早期建立起早期都城之后不久，巴族也在夷水建城立国是完全可能的。

　　巴族建立夷城，东南边有屈家岭文化的巴族先民的成就可继承，西边有早期蜀国的建城经验可学习，夷城建筑的时间，当在商代早期。

　　城市是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城市一旦出现，便意味着史前时代的结束，宣告了文明时代的到来，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36]。马克思说:古代东方的城市“是王公的营垒”[37]。它作为政治军事据点，不同于西方，西方的城市一开始就是工商业中心的经济城市。因此，东方城市的出现就表明政治权力中心的形成，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到来。《礼记》就把“城郭沟池”的出现，作为从“大同”过渡到“小康”[38]的标志之一。筑有高墙深池的东方设防城市，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军事设施而出现，它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国家权力已经存在的具体表现。巴族在商代早期建成夷城，标志着此时巴族的国家正式产生。

　　六

　　巴族与商朝武丁的多次战争，显示了早期巴国的强大。武丁在位时是商朝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诗》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武丁的军队深入到楚国方城之内和汉水之南的腹地，平息了楚国的反叛.甲骨文记载，武丁还同楚国西边的近邻，居于鄂西、汉水中游和川东地区的巴国发生了一系列战争。如:

　　……，，贞震称册呼从伐巴。(《乙》七七三九)

　　令从……伐巴方。(《乙》一六五六)

　　是武丁时的贞人。震在卜辞里又称沚震，是位居河曲地区的沚国的国君名叫震的，在商王身边协助商王处理政务的卿士，又是武丁时著名的将领。称册，于省吾说:“称，谓述说也;册，谓册命也”，“振旅出师必有册命。沚震为武丁时主册命之臣，故征伐方国，沚震必先称述册命也”[40]。从，既称“呼从”、“令从”。当为伐巴的将领。甲骨文，唐兰释巴。谓巴方地在西南，“武丁时之兵力，西连巴蜀”[41]。这段卜辞的意思是:贞人，卜问道，震口述商王武丁的册命，，叫从带兵去伐巴方吗?大概是武丁对巴方的力量估计不足，派出的兵力少，致使这次伐巴战争未能取胜，因此，才有下面的卜辞。

　　壬申卜，争，贞令妇好从沚震伐巴方，受有(祐)。(《粹》一二三○)

　　贞王勿佳令妇好从沚震伐巴方，弗其受有祐。(《乙》九六一)。

　　争是武丁时期的贞人。妇好是武丁的妻子，她是商代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著名的女将军。从，在这里释为“统率”[42]。这段卜辞的大意思是:名叫争的贞人，从正问和反问:商王武丁是否命令妇好统率沚震伐巴方，会不会得到上帝和神抵的保佑呢?可能也是这次妇好统率的伐巴战争未能取胜，才会有武丁亲自征伐巴方的战事。

　　贞，我人伐巴方。(《铁》二五九，二)

　　我，这是武丁亲自占卜时的自称。武丁亲自占卜，足见他对这次伐巴方战争的重视。，杨树达说:“卜辞登字皆省作，人即登人，登假为征，即征人也”[43]。这条卜辞的意思是说:我武丁亲自征发农村公社的众人去讨伐巴方吗?

　　贞王从沚震伐巴。(《丙》二五)

　　五勿从沚震伐巴。(《丙》二五)

　　这是卜问商王武丁是否统率沚震去伐巴方的占卜。

　　癸丑卜，亘，贞王从奚伐巴。(《乙》七七四一)

　　亘，是武丁时的贞人。奚，是武丁时的将领名。亘卜问:商王武丁统率奚伐巴方吗?这次伐巴战争，尽管有武丁亲自统率将领沚震和奚，又征发了村社成员众人出征，也可能未取胜，才有卜辞:

　　贞，巴方不其败。(《乙》八一七一)

　　由于巴方未能被打败，才有武丁、妇好、沚震一起去伐巴方的卜辞:

　　辛未卜，争，贞妇好其从沚震伐巴方，王自东伐，阱于妇好立(《乙》二九四八)

　　〔贞〕妇好其〔从〕沚震伐巴方，王〔勿〕自东伐阱于妇好立。(《乙》二九五○)

　　东与均为地名。阱，罗振玉说:“象兽在井上，正是阱字，或从坎中有水与井同意”。“从鹿属知阱所以阱鹿属者矣”[44]。立，《说文》曰:“立，住也”。《释名》曰:“立，林也，如林木森然各驻其所也”[45]。“阱于妇好立”，就是将敌人全部歼灭于妇好设入的埋伏圈内。王宇信等说:这条卜辞从正反两个方面卜问:命令妇好统率沚震去伐巴方，商王武丁亲自带领军队从东去攻打巴方在地的驻军，把溃败的敌军歼灭在妇好埋伏之处与否[46]。其释可从。

　　从上引一系列甲骨文材料，可以看出，商王武丁时与巴方发生过多次战争，均未能获胜，最后一次，武丁亲自统率商朝中期著名的女将妇好、名将沚震出征，还在国内征发村社众人参战。在具体战役中，经过武丁精心谋划，部署兵力，设下埋伏，而且武丁亲自领兵向巴方阵地发动进攻，最后，才把巴方的溃兵赶进妇好设立的埋伏圈里，一举歼灭之。这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武丁曾对巴方发动多次战争，均未取胜，最后几乎是倾其全部兵力，才把巴方打败;二是从反面看出，建立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巴方，国力还是相当强大的。如果此时巴族国家尚未形成，还处于部落联盟阶段，它是不可能组织起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商王朝反复较量的。

　　巴国虽被武丁打败，但它的国力强盛，地处鄂西、川东地区，形势险要，加之巴军英勇善战，武丁要攻灭它，殊非易事，要直接统治它，又鞭长莫及。为了防止巴国再次反叛，武丁还曾派人去安抚巴国。卜辞载:

　　辛未卜，宾，贞沚震启巴，王勿隹从止。(《乙》七八一八)。

　　贞沚震启巴王从。(《合》二二三)

　　宾是武丁时的贞人。启，《说文》:“启，教也”，“启，开也”[47]。这是说:武丁还派沚震去开导和教化巴人，也就是安抚巴国。尽管如此，巴国与商王朝还是结下了深仇大恨。所以，当商末周武王伐封时，巴国就出兵参加伐封联军，成为灭商的主力之一。

　　《华阳国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48]。“实得”二字，把巴蜀两国军队在灭商战争中的突出作用，讲得非常清楚。其中，犹以“巴师勇锐”，即作战勇猛，在敌军阵前唱歌跳舞，松懈、瓦解了纣军斗志，突然发起冲锋，直杀得“殷人前徒倒戈”，这又把“巴师”在伐纣战争中的关键作用，明白无误地揭示出来。巴国参加伐纣战争，常璩说:“著乎《尚书》”。但是，今存《尚书》所记，参加武王伐纣联军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个方国中，只有濮而无巴。原因何在?这可能是以濮代巴之故。《华阳国志》记载:巴族“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49]。濮既是巴族的一支，有濮是可以代表巴的。武王封宗臣于巴，爵之以子，这以后的巴子之国。可能属于汉阳诸姬之一。从商代早期巴族国家形成，到商代中期与商王朝的战争和商末参加武王伐封战争，可见商周时期巴国的国力还是相当强大的。任乃强先生认为:“巴族到周代便成为大国”[50]，从文献得出的这一认识是正确的。但是，从甲骨文看，巴族早在商代就是强国了。

　　到了春秋初期，楚国逐渐强盛起来，相继吞灭了“汉阳诸姬”。由于巴与楚为邻，巴国可能就是在这时服属于楚的。即使如此，楚武王、文王、成王时期(公元前740一前626年)强大起来的楚国，连齐桓公在召陵之盟时都要畏惧三分，居然在公元前676年被“巴伐楚，克之”[51]，足见巴国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只是到了春秋晚期以后，巴国东有强楚侵逼，西有“巴蜀世战争”[52]，北有强秦虎视，加之常有内乱，国势日衰，到公元前316年，终于被秦国攻灭。

　　纵观巴国最强盛的时期是在商朝中期到西周时期，其间它主要依靠的是一支“勇锐”的巴师。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支柱，巴族在商代中期就有了一支足以与商王朝杭衡的强大巴师，难道此时巴族的国家还没有形成吗?

　　综上所述，巴族的发源地在鄂西，4000年前巴族的私有制阶级即已出现，商代早期巴族已进入青铜时代，巴文至迟在商代初期产生，巴族的夷城在商代早期建成，商代中期巴族已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把以上几个方面综合起来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起源于鄂西的巴族，到了商代早期国家已经形成。

资料来源：重庆三峡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