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1世纪初，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社会分层仍然存在，而教育成就的差异依然是一个显著的屏障。近期，一份关于黑人和白人儿童学业成就差异的研究报告，提出了一种令人费解的模式：学校教育加剧了黑人和白人在学习方面的差距，而与此同时却减缓了社会阶层差距的增长。这是为什么？

　　Dennis J. Condron的《社会阶层、学校和非学校环境，及白人和黑人儿童学习中的不平等》一文中，通过使用美国一项儿童早期发展纵向研究（ECLS- K）的数据，检验并论证了上述命题。作者认为，学校教育是造成黑人和白人儿童学业成就差距的主要因素，而强化黑人和白人儿童社会阶层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是非学校环境。上述研究结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黑人和白人儿童学业成就差距的增大主要发生在上学期间，而其阶层差距的强化主要发生在夏季（学校放假时，非学校因素就会发挥主要作用）。

　　有多项研究探讨了公平就业机会（简称“EEO”）法对机构产生的影响，但目前仍然不清楚的是，被正式指控为犯有就业歧视并违反公平就业机会法的企业，其针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工作环境是否得到了实质的改善。C. Elizabeth Hirsh的《薄弱的执行力：歧视指控、法律环境和组织条件对工作场所隔离的影响》一文，在计算企业应对法律干预的经济和制度成本的基础上，评估了1990年至2002年期间，歧视指控以及企业改变性别和种族职业隔离的措施对工作场所隔离所产生的影响。作者通过使用一组与歧视指控数据相匹配的全国性企业随机抽样样本，研究了歧视指控对工作场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以及企业的法律和组织环境对其产生的间接压力。对于性别职业隔离，作者发现企业并未因对他们的歧视职业指控而废除隔离，而是对在其生产领域和法律环境中执行公平就业机会法做出反应。对于种族隔离，组织因素而非法律干预是预测废除种族隔离的首选指标。作者认为，公平就业机会法主要通过在企业的生产领域和法律环境中得以实施，间接地促进了企业组织的改变。

　　Ryan D. King, Steven F. Messner和Robert D. Baller的《当代仇恨犯罪、法律实施和种族暴力的遗产》一文研究的是1882年至1930年间的私刑和当代美国应对仇恨犯罪的法律实施之间的关联。先前的研究显示，过去私刑的程度和当前针对少数族裔的社会控制实践之间存在正相关，而作者对于保护少数族裔的社会控制面向提出了相反的假设。具体地说，作者认为在1930年之前私刑更为泛滥的地区，对于仇恨犯罪的治理和检控并不会更加积极。分析显示，过去私刑的程度与对暴力犯罪治理和检控密切相关的3个结果变量相关，但是私刑的效果却部分取决于少数族裔当前所受的威胁。也就是说，涉及黑人的大量私刑压制了警察执行联邦仇恨犯罪法、警察报告针对黑人的仇恨犯罪以及在一些分析中起诉仇恨犯罪案件的可能性。文章的结论对于在实践社会控制时的法律、族裔冲突和历史延续性的相关研究，以及强调少数族裔威胁的理论具有借鉴意义。

　　福利制裁是一种针对那些没有遵守福利项目规则的个人的经济制裁。这种制裁的普遍使用反映的是一种针对贫困管理的惩戒方法。在Sanford F. Schram, Joe Soss, Richard C. Fording和Linda Houser的《决定惩诫：处在福利改革前线的种族、选择和惩罚》一文中，作者探讨了暗含的种族偏见和不良的信誉记录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型塑了政府官员加强制裁的决定。作者基于假设情境提出了经验性证据，即当拉美裔、非洲裔和白人顾客都有不良信誉记录时，个案管理者更倾向于对拉美裔和黑人顾客而非白人顾客实施制裁。作者运用三角交叉检视法（triangulate）检验了通过分析国家行政数据而得出的结论。数据分析结果对于拉美裔是不确定的，但是对于黑人却获得一致的证据，即当同时具有不良信誉记录时，黑人被制裁的可能性远远高于白人。总而言之，文章阐明了在新的惩戒性福利条例中，少数族裔，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如何更有可能由于其偏差行为而被惩罚。

　　社会科学家通常试图根据经济、社会结构或贫困文化等理论解释与福利相关的行为。然而，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说明接受公共援助的墨西哥裔移民其福利行为的差异。《解释墨西哥移民的福利行为：就业文化行为套路的重要性》一文建立了一种唯物主义的文化行为套路解释，并提出相关假设来解释墨西哥裔移民的福利行为。作者Jennifer Van Hook 和Frank D. Bean认为墨西哥裔移民来到美国，并在具有既定的就业文化行为套路的环境中工作，与在本土出生人或其他移民群体相比，并不被鼓励更多地参与福利，（部分原因是这类行为将更快地导致福利消减）以及参与更多具有后期福利的职业，这在福利政策相对慷慨的州尤为明显。文章通过使用早于福利改革法案（Welfare Reform Act）的个体层次的数据，该数据来自于美国收入与项目参与调查(SIPP)并结合了国家层面的关于福利水平的相关资料，探讨了随着福利标准的改变，移民群体在福利接受、保留和将其转变为不同类型职业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行为套路假设一致：墨西哥裔移民倾向于利用福利项目，并不是为了逃避劳动或应付不利条件或保存文化独立性，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职业不稳定性的影响，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