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边嘉措（右）向钟老汇报藏文《格萨尔》精选本的编纂情况

周扬（右三）出席《格萨尔》工作会议。

　　周扬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钟敬文先生是我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领域的泰斗；而季羡林先生则是东方学大师、史诗研究的泰斗。三位学界前辈的成就，有口皆碑。但是，他们对于《格萨尔》事业所给予的关怀、指导和帮助，所付出的心血，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我作为一个《格萨尔》工作者，对此有着真切的了解，也从中受益匪浅，因而对他们怀着特殊的感情、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谢意。

　　周扬：“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嘛”

　　要说起《格萨尔》的发展，周扬同志功不可没。老同志们都说，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每一步发展，都与周扬分不开——中国社科院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协的《民族文学》杂志，都是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从1958年开始的对《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也是他发起并直接领导的。这一工作在“四清”运动和“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1978年，在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又是周扬同志，积极推动《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首先是彻底为《格萨尔》平反，后来又领导学者们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格萨尔》抢救工作，涉及面几乎达到半个中国。

　　1984年8月的一天，王平凡同志（时任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带着我和另外几个同事到周扬家里汇报《格萨尔》相关工作。那时，因为“异化”等问题的讨论，他受到批判，已被免除党内外、院内外一切职务，而且已身染绝症。

　　记得我们几个人汇报完后，周扬艰难地举起双手，说：“现在，《格萨尔》的工作搞起来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起来了，能不能这么说？”我们说：“是这样的。”这时，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现在我什么职务都没有了，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身体也不好，干不了什么事，今后的事，就靠你们大家了，还有钟老、贾芝。”周扬说。沉吟半晌，他又深沉地说：“领导不当了，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嘛。作为一个党员，该做的事还是要做，该讲的话还是要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品格。”

　　有些同志关切地问到他的病情，请他多保重。周扬勉强笑了笑，坦然地说：“我患的是癌症，已经到了晚期，俗话叫‘龙缠身’。”他转过脸问我：“你知道什么叫‘龙缠身’吗？”

　　我点了点头，心情沉重。周扬用沙哑的声音说：“可怕的不是‘龙缠身’，可怕的是思想的禁锢。我们党的历史，尤其是‘文革’的历史证明：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思想禁锢了，就不能发展，不能进步，那是很危险的。”

　　接着，周扬同志着重谈了发扬学术民主、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谈到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传统问题。他说话吃力，声音很低，但思维清晰，很动感情。临别时，我们一一与周扬同志握手。轮到我时，他用关切的目光看着我，说：“降边同志，《格萨尔》的事情就靠你啦!一定要把它搞好!”

　　虽然过去了很多年，周扬同志的话却一直萦绕在我耳边，提醒我坚持真理，不忘责任。

　　钟老、季老助《格萨尔》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1983年3月，在桂林召开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会议。

　　据说，在筹备过程中，开始并没有把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课题纳入规划之中。身患绝症的周扬得知这种情况后，一方面向中宣部和社科院领导反映，同时打电话告诉王平凡和钟敬文先生，要他们找一些同志议一议，看在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领域，当前有哪些项目比较成熟，可以争取立项。钟老和王平凡召集贾芝、马学良、佟锦华等专家学者商议，大家一致认为，首先应把《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列入重点项目；另一个是《藏族文学史》。大家还谈到，先把《藏族文学史》编好，然后组织力量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

　　当时，这样高规格的会议，我是第一次参加。钟老知道很多专家都不认识我，就有意把我介绍给他们，请他们给予我指导。其中，有两位专家给予我的印象最深、帮助最大。一位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羡林教授，他是著名的梵文专家。“文革”期间，他以顽强的毅力翻译了7卷本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另一位是杨宪益教授，他与夫人也是在“文革”前后，用十多年心血翻译了《红楼梦》。我碰见他时，他正在翻译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这两位都是研究史诗方面的专家，与我的专业有直接关系，所以钟老让我好好向他们请教。

　　那时，“文革”结束还不久，文教事业也是百废待兴。各大专院校、科研部门都希望趁这次桂林会议制定“六五”规划的机会，争取国家项目。但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项目不多，经费有限，竞争十分激烈。而很多专家学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现状和历史了解不多。

　　鉴于这种情况，钟老和王平凡采取主动，事先做了许多工作。当我们组讨论少数民族文学课题时，钟老特意将季羡林、杨宪益二老请来。那天，先让我汇报课题设计过程，并进行论证。原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佟锦华就《藏族文学史》的编写过程，做了补充。接着，钟老作了长篇发言，全面论述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并根据周扬同志的指示精神，说明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要意义。钟老特别指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力量比较单薄，成果还不多，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富饶土地。因此，热切地呼吁各位专家学者支持《格萨尔》研究和《藏族文学史》编写，为它们投赞成票。

　　季、杨两位先生也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表示了对刚刚起步、还十分稚嫩的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极大关爱和深切期望。

　　季老曾指出，在学术领域，“二十一世纪是藏学的领域”。当时，在国内，大家对“藏学”这个概念还很陌生。而在藏学领域，史诗《格萨尔》会成为一个重点学科，大有可为。他认为，中国的《格萨尔》和印度的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是连接中印两个文明古国的纽带。

　　正是由于钟老带领我们做了充分的课题论证，加上季老、杨老等几位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为之摇旗呐喊，促使《格萨尔》研究和《藏族文学史》编写的项目获得全票通过，被纳入国家“六五”重点科研项目。这是个标志，具有重要的号召力、凝聚力和动员力。从那以后，在“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期间，都有少数民族文学的科研项目纳入国家计划，而且一次比一次多，对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钟老关心藏文《格萨尔》精选本的编纂和人才培养

　　在那次桂林会议上，钟老、季老等专家还提出：应该在《格萨尔》的抢救工作取得重大成就之后，择优选粹，编纂一套能够反映藏文《格萨尔》全貌的精选本。希腊史诗和印度史诗都经历过这样的编纂过程。 

　　钟老和季老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并写进了规划书。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编纂工程终于在1995年立项启动。钟老对此十分关心，我去向他汇报立项情况时，老人家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一丝少有的欣慰和喜悦的笑容。钟老还详细讲述了在编纂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特别强调要培养人才，只有高水平的人才，才能编纂出高水平的精选本。

　　1996年，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和中国文联第六次代表大会在京举行。那天，钟老被很多代表包围着。不过，他视力好，远远地看见我，就向我招手。我走过去，钟老提高声音向周围的同志介绍说：“他叫降边嘉措，是个藏族同志，专门从事《格萨尔》研究。现在他正在主持编纂藏文《格萨尔》精选本，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也是我们民间文学领域的一件大事！”

　　经过千难万难，藏文《格萨尔》精选本前4卷终于在2000年11月出版。我带着散发着墨香的新书，赶紧去向钟老汇报。钟老十分高兴，他虽然不懂藏文，但一本一本仔细翻阅，连声说：“好！好！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本来，我们请钟老为新书口述一篇评论文字，谁知老人家竟以98岁的高龄，亲笔撰写了一篇评论。他称赞《格萨尔王传》不仅是藏族人民文化的巨大宝藏，也是世界人民集体创作中的一座高峰，《格萨尔》精选本的问世，“是我国文化界值得注目的一件盛事”！看到钟老的手迹，我非常感动。

　　2001年，钟老患膀胱癌住进了友谊医院，这是老先生弥留的时光了。我去医院看望他，他一见我就让护士拔掉了正在吸氧的管子，没等我问他的病情，他就问起我《格萨尔》工作。从《格萨尔》精选本这样的国家级著作，到青少年普及性读物，到《格萨尔》研究人才的培养，钟老一说就是两个多钟头。我知道他对《格萨尔》的关心不是一两个问题，而是全方位的。

　　“整理出版藏文《格萨尔》很重要，但藏族只有几百万人，而我国有56个民族、十几亿人，藏文本的影响还是太小了，一定要翻译成汉文，以后有条件还要翻译成外文，让全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部伟大的史诗。这个事我都讲了几十年啦，还没有落实，看来得你们去完成啊。”钟老说。

　　钟老又叮嘱我说：“搞《格萨尔》翻译要多培养人才，你一定要多带硕士生、博士生。”这让我想到，2000年我带的第一个博士生，因为种种原因未能留在所里从事《格萨尔》研究。钟老得知这一情况后，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他亲自向社科院主管文学的副院长提出，培养一个从事《格萨尔》专业的博士生很不容易，不能让他所学非所用。这才引起领导的重视，解决了这个学生的就业问题。

　　从医院回来几天后，钟老的学生周爱明去看他时，钟老再次谈到《格萨尔》的翻译和人才培养。由钟老口授，周爱明记录，给教育部、国家民委、社科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等部门的领导写了一封开办“《格萨尔》翻译硕士博士连读班”的倡议信。信中，他说，伟大的史诗《格萨尔》不能满足于仅仅为几百万藏族同胞提供读本，或者仅仅为海内外少数研究者提供资料本，而是要让它实实在在地为全体中国人民，包括海外的华裔中国人所欣赏和使用。因此，国家要全力培养《格萨尔》的高素质翻译人才。他说：“如果各部门的领导能体谅我这个民间文艺的老研究者的心声，让我在有生之年看到它的实现，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拳拳之心，令人肃然起敬。

　　2002年1月，钟老与世长辞。每每想到他对《格萨尔》倾尽全力的关心和指导，我就无限感怀。我至今还记得，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格萨尔》终于在2001年成功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我把这一喜讯带到病榻前的钟老时，他的喜悦与安慰之情；还记得他关心我写作《班禅大师》和《十世班禅传》的情况，跟我详论司马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与“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原则，让我终生受益……这位前辈学者的高尚品德和谆谆教诲，是我在古稀之年仍然孜孜不倦从事《格萨尔》工作的强大动力。

　　（本文由本报记者肖静芳整理，图片均为资料图片。）